其一說法，就是上次所提：雍正一登基禁教、海禁，中西文化交流中斷。導致中國失去發展海洋的機會，失去接觸外界的機會，喪失刺激自身進步的動力，導致清末難與西方列強對抗。
此說法最大的矛盾的點在於：雍正死後的中國，經過100多年的「鴉片戰爭」才狠狠被外國人打趴在地，為什麼把此罪過集中歸咎於雍正的海禁？那後來100多年間承繼的乾隆、嘉慶、道光呢？而且被打趴時可是發生在道光任內呢。
第二種說法更為宏觀地打臉第一種說法：「清末難與西方抗衡」不該歸咎於雍正以後幾位皇帝的海禁政策，而是清朝的規模龐大，本身難以全力推廣新思想、新觀點，僅能緩步推廣，相較於歐洲各小國快速演進的年代就顯不足。
簡而言之，第二種說法認為是「國情環境」之非戰之罪：大國有其優劣，其一劣勢正是面對快速變革時，就是沒有小國來的迅速、方便；並非大國不求進步，也並非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等人不思進取，而是一時難改（只能徐徐前進），光內部利益的分配問題處理都來不及了，如何在海洋發展、思想進步能夠求快？
有關「明清海禁」的爭議，以及「清末中國落後西方」的原因，在此二說並列，自有公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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